优胜奖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全，缘于频思萦想。为求其友声，了其历史，逐己心愿，遂撰此文。

追溯历史，忽忆起适之先生。高尚风度，渊博学士。不禁忆旧逐史。瞬息间，一人影拂过。乍一看，加以看着面善的附着一问，竟是适之先生！

不顾体面与否，强拉，席问之。

我：“适之先生，恕我冒昧问一句，您怎会想到‘白话文’---这种在当时极显奇特的语种来代替‘文言文’并逐渐确定它将会取代旧有的呢？”

胡：“这也许与我的经历相关。我大约9岁就在私塾学习古文，随之较早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，梁启超先生与严复先生对我影响较大。13岁时阅读《天演论》，里头‘物竞天择’等的新思潮触动了我。异与我们的外方思想使我逐渐对文绉绉的‘文言文’有了新的想法，既是人们所说的‘创造白话文’，实则我只是帮祖国一把将它进一步地‘自然演化’罢了。也正是在自身尝试创作白话文的这段期间，我才逐渐肯定它在社会乃至历史的地位。当然，这是自然规律所致，没有我，也必有此创。”

我：“在您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期间也致力于研考中国的古典小说，以及后来的《水经注》、莎士比亚剧作等等。值得么？这漫长的过程，是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准备的么？”

胡：“（胡氏朋友式可掬之笑）这可真不是个问题，你自当懂得其中的缘来。我曾给人写对联，最爱写‘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；认真的做事，严肃的做人’，实是提示一个治学方法。前人著书立说，则应是者是之，非者非之，冤枉者为之辨诬，作伪者为之揭露，以给后人指示一个治学之道，岂会白费？即使其中会有不等，这么多的功夫可能换不了我要的效果，但我们仍然要高唱致知穷理，进一寸则享一寸欢喜。至于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，我想多少还是会有的，但并非刻意如此，反倒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的。其真正被提倡的原因在于赵瓯北的一首诗----‘李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’。这一切，均遁于自然的演化。”

我：“那您如此推崇新文化，旧有文化就没有可取之处吗？”

胡：“不。你大概又不灵敏了。我毕生都服膺于科学，新文化也是，但这不意味着我对旧有文化的全盘否定。就像中医问题，我的看法还不算趋于极端。我笃信西医，同时也接受过中医的治疗并收有一定的成效。我也曾给朋友介绍中医，给予帮助。走过旧有文化之路，去粗取精，才能踏上新的征途。我循着自然演化发展，并非一昧地崇拜自然。”

我：“先生为国暂抛学术一事我略有听闻，但先生乃向往自由之士，怎舍得抛下学术而从事政治外交呢？许多学者都对您褒贬不一，有人说是向政治妥协，我却不以为然，却也说不上为什么。若为救国，研究学术不也一样可以么？鲁迅还弃医从文呢，您老还是给解释解释吧？”

胡：“（大笑后严肃起来）大家不了解呀！风头浪尖的时刻，个人自由与国家命运背道而驰，后者显然更为重要。我，从一个政府的批判者到其建言者，或许正是对自由的最高诠释。国之存亡，匹夫有责，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，从那日就为国家牺牲了。当时夫人毕竟身为女子，情感脆弱，心思细腻，难免伤怀。但，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’啊！国家是青山，倒了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！在任美国驻华大使与总统罗斯福工作的期间，我不曾开口向美国要过一个钱，一支枪，只是将真实的道理相告。这做法看似过于君子，可是却不曾吃亏。珍珠港一事虽有失误，但美方仍然及时相告。这实是一个有价值的事，崇高的自由。后来在一些人事逼迫下离了职也就回归到原来的学术生活中。对于我成为大家口中评论的人，我深表感激，无论褒贬，都是见证我对后人，对国家有一定影响的见证。我未虚度此生呀。”

我：“但······”

说罢，只觉昏眊，眼前如过眼烟云。猛然瞪大双眼，大梦初醒。

缘是“亦真亦幻梦适之，似真似假归历史”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