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九世纪末的某一天，在天津大沽口处，一群人正在表演“手夹子弹”的功夫。只见那个被枪击的人在枪响过后，不仅没有倒下，反而慢慢的展现出手中的子弹。这种利用压缩铁砂原理的鬼把戏漏洞百出，却极少人去拆穿义和团的表演。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旗帜招展，锣鼓震天，营造出的场面很让人镇服。另一方面，大家急切需要一个“刀枪不入”的神话来振奋精神。这样，即使是最理智的怀疑主义者，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。

为什么中原会出现如此奇怪的一幕？主要原因是民愤难平。甲午战争带来的苛捐杂税层层压迫，以至于那些基层官员都抱怨不堪。再加上鸦片战争枪响之后，列强们加紧瓜分中国，洋人依托教会和公馆，仗势欺人强取豪夺，自然地，民众便把矛头指向痛苦之源——洋人。在这一特定环境下，不稳定的封建迷信组织便迅速膨胀起来。这些组织后来又逐渐地同化为一个形式，就是后来的义和团。

由于这些义和团民主要是中下阶层的农民和少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，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宣传封建迷信思想，无非就是“刀枪不入”、“水火不侵”、烧符喝水等。这种毫无任何创意的举动也可以算是中国式农民运动的一大特色吧。这些无能的暴民还将赋税带来的苦难转移到洋人身上，包括残忍屠戮教会教士、外国公使，甚至是已经接受外来宗教教化的中国妇孺等,其愚昧无知可见一斑。这些秘密组织如何公开合理地进行掠夺和破坏呢？根本还是当时的政治背景。戊戌变法使光绪皇帝赢得各国公使的好感，他们认为光绪是一个开明的君主。但慈禧这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早已厌倦她的傀儡，她于1899年立溥俊为皇储,但遇到各国的集体反对,于是她恨透了这些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人们。保守势力利用这个国家实权者的心理,极力鼓吹这些暴民的“忠义”,慈禧后来愈加混乱,决策也不再准确,加之这些暴民已经挺进京城,肆意设坛作法。外国利用此契机,派兵进入北京,使京遭受空前的浩劫。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遭劫，就连太和殿前的镀金铜鼎,也被军刀刮去了鲜艳的颜色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改革派的总督们极力反对暴民运动,两广总督李鸿章态度最为坚决。后来清府对外宣战时,李鸿章直接回绝“此乱命也,粤不奉诏“。后来他们组成“东南联盟”,按兵不动,稳定局势。由此义和团运动被限制在北方数省间。

过度鲁莽的行为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算的。

暴民运动最后被清政府尴尬地镇压下去,因为刀枪不入的神话故事是不能改变山河沦陷的颓势的。像李鸿章、张之洞之流，也许会给人一个保守误国的形象,但其实他们是最谨小慎微的。这些外交家懂得权衡利弊,懂得不能因小失大、本末倒置。也正是他们,一次次地挽救了中国,一次次地收拾残局,一次次担负起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。1900年,李鸿章拖着年迈的身躯,再次登上北上的轮船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当年的社会舆论是“直隶总督李鸿章,在签订《马关条约》之后,再一次成为卖国贼”,人性与理性的泯灭,令人发指！李鸿章归来后便一病不起,咯血不止。弥留之际,他不禁追问朝廷“为什么当初小小的义和团最终毁了北方?”李中堂最终也死不瞑目。这位驰骋官场五十余年的外交家到底抱着对清的失望和遗憾走了。

后来清朝反省道：“追思祸之肇始,实诸大臣嚣张跋扈,深信邪术,纵信拳匪,以致邪焰大张,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,势不可遏，酿成奇祸。”其中虽然有自我洗刷成分,但大部分接近真实。但是我们在被列强一次次勒索后,为什么依旧不知悔改？慈禧固然知道义和团的虚假性,但是由于主观上的弱点,加上守旧势力的神化,封建迷信根深蒂固,最终加快了灭亡。

一个民间自发的无组织运动,不知情的被别有用心的阴谋家利用,最终造成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难以控制的灾难。历史用它独特的方式，警醒着后人。